“……自古以来，未曾闻将帅惜命而能使将卒奋勇杀敌者……”
“……本侯身为皇子，受父皇托付统军邓襄，当有守御山河之责，岂能因怜惜己身，就退守高地，坐看将士用命，以血肉之躯以挡梁军刀锋？要是如此，本侯与汉水东岸那些闻风而降的叛臣降将，又有何异……”
“……本侯留在淅川，心有与淅川城及八千大楚将卒共存亡之志，不败梁军，绝不南撤。杜卿当勉力守住襄州城，在襄州城部署，皆要以守城御敌为要、为先，静待父皇从金陵派兵来援、共溃梁军……”
“……切勿以本侯在淅川为念，即便梁军强攻淅川，襄州兵马亦不得仓促往援淅川，乱我军阵脚……”
“……倘若淅川不守，本侯命该于邓襄之地魂归山岳，能得以葬身沧浪汉水之畔，本侯也心满意足，与杜卿及邓襄诸将无关……”
“……杜卿与诸将守住襄州，于我大楚社稷便是千古大功……”
襄州城防御使府的议事大厅内，杜崇韬端坐长案之后，一字一顿的将杨元溥遣返襄州所派军使的回函，读给大厅内济济一堂的将吏听。
杜崇韬宏亮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，诸将吏满脸愧色，都不敢直视杜崇韬炯炯有神的虎目。
梁军南下，枣阳守军及粗壮民夫，逾一万四五千人，罔顾军令，于擅自东逃随州途中，第一时间就被梁军精锐伏击杀得大溃、尸骸遍野、血流成河，马循、马融等一干将领生死未知。
此时，枣阳外围被攻陷的城塞，右前部逾一万五千兵马，最后仅钟彦虎所部没有跟潭州兵马同行，出枣阳城西撤，在汉水江滩坚守到襄州军来援，最终撤出八百名残卒。
之后随州城为梁军所伪装的溃逃兵马骗开，两千守军没能支撑一个时辰，就被疯狂涌进来的梁军精锐骑兵杀得片甲不留、血流成河。
万余梁军马步兵在枣阳草草集结，之后沿大洪山西麓，似滚滚洪流南下，奔袭郢州城下。
敌骑初至，怯敌畏战的郢州刺史夏爽，更是第一时间献城投敌。
郢州所属石城、柴湖两县守将颇有骨气，闭城不降，但奈何县兵战斗力太弱，仅守一天，两城就被梁军攻陷，两城内的军民上万人，惨遭梁军屠杀。
之后，郢随两州其他观望的城池，皆无胆守城、望风而降，梁军不到四天内，就连陷汉水东岸十数座城池，数十万楚民落入梁军的控制之中。
而当时停留在郢州城附近的数十艘战船以及两千多水营战卒，也因为夏爽的投降没有来得及撤出，要么战死或被俘，要么直接投降梁军。
梁军得以迅速派出五千马步军，自郢州城西侧的石城渡，渡过汉水，进入汉水西岸的石门山。
石门山位于襄州南部、平州北部，乃是荆山东麓的余脉，也是襄州经汉水西岸南下前往荆州的必经之路。
只要保住石门山不失，襄州城便算退路不断。
即便郢州城西的汉水河道狭窄，容易被占据郢州城的梁军所断，但金陵过来的援兵，可以在荆州登岸，然后通过平州，经石门山源源不断进入襄州，最终令梁军难以在荆襄立足。
杜崇韬、徐昭龄、郭荣等人皆知石门山要隘不容有失，在确知梁军主力经汉水东岸南下之后，也迅速派出六千精锐兵马去控扼石门山要隘，与从郢州渡河而来的梁军前锋，在石门山的东麓笔架岭、南麓鸡公山连续两次发生激战。
这两战虽然都不像枣阳守军于大洪山北麓被伏击那么惨淡，毕竟杜崇韬所派出的六千兵马，乃是南衙禁营体系的左武卫军精锐，又提前进驻到笔架岭及鸡公山的山寨进行守御，但渡过汉水的梁军精锐，乃是梁帝次子、梁雍王朱裕亲自统率，战斗力更强。
面对后续万余梁军源源不断渡过汉水，这六千左武卫军精锐在两地坚守了三天，便抵挡不住，损兵折将，最后仅剩不到三千精锐，龟缩到襄州南部、襄州所属宜城县西的北界山中。
这时候也是正式确认第一时间沿汉水东岸南下的梁军，乃是朱裕所统领的梁军第一精锐玄甲都。
虽然南部的平州城、荆州城都没有陷落，但随着越来越多梁军精锐从郢州城东渡过汉水，进入石公山乃至北界山南麓，襄州实际上已经处于梁军的包围之中。
而此时南阳盆地以北的梁军，也迅速调整部署，首先是原先沿着桐柏山北麓往东铺开进逼寿州军的梁军，迅速收缩到遂平、桐柏等城。
之前作为后军停留在蔡州西部的七八万梁军，此时拔营南下，四天行军三百余里，仿佛滚滚洪流进入南阳盆地内部，随时都有可能往襄州城北面的樊城扑来。
梁军势如破竹，动作迅猛得超乎所有人想象，而汉水东岸的要塞城垒，几乎毫无抵御的陷落敌军之手，困守襄州城的楚军将吏，惊慌成什么样子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面临在他们之前的选择，其实很有限。
在被困襄州的绝大多数将吏眼里，要么将所有的兵马都收缩到襄州城来死守，要么就是趁梁军还没能完全封锁石公山，襄州兵马南下撤入荆州。
石公山乃是荆山东麓的余脉，石公山与荆山之间有二三十里的开阔地带，此时进入石公山的梁军才一万五六千人，在更多的梁军主力经汉水东岸南下，经郢州城渡过汉水填入石公山之前，三万多襄州兵马强行从石公山与荆山之间的开阔带往南突围，不是什么难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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