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阪位于摄津国东成郡，地处五畿地区西部，发源自琵琶湖的淀川自此入海，于此地广布支流，在城町中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水系网络，以至于修建了大小桥梁上千座，是当之无愧的西国水都。而凭借海河转运便利，大阪汇聚西国粮棉财货，自古是商贸流通重镇，到了江户时期，又有了“天下厨房”的美誉。
即使不算“太阁”大人于此督摄天下，更早年间大阪也曾“阔过”。公元七世纪中期，孝德天皇仿唐制推行大化改新，使岛国结束奴隶制而正式进入封建时代，短暂定都于大阪一代，称难波京。直至仿照长安修建的平安京完工、桓武天皇正式迁都前，此地便作为岛国首都存在，不过随着平安时代开启，大阪在岛国政治版图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。
一晃数百年，大阪作为一方势力，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，就已经到战国时代了。
净土真宗本愿寺第八代法主莲如，在竞争中败于天台宗大本营比睿山延历寺，只得另建山科本愿寺，并于大阪一代营建石山御坊。至十代法主证如时，净土真宗又遭法华宗僧兵讨伐，彻底退出京都周边，开始将总山门转移至石山御坊，这便是战国时代鼎鼎大名西国坚城，石山本愿寺。
面对咄咄逼人的京都僧团势力，退至石山御坊的本愿寺证如，大刀阔斧施行了世俗化改革，使得净土真宗在这一时期逐渐战国大名化。
但受限于石山本愿寺没有什么封地，单纯靠信徒布施，实在难以为继，石山本愿寺便大开方便之门，允许往来商贾于寺内交易，并由本愿寺僧兵提供保护。
在战乱的时代，石山本愿寺犹如“和平客栈”一般，瞬间吸引了大批商家进驻，以至于山门不得不累次扩建。商家店铺被保护于寺院城墙之内，与诸战国大名城下町贸易不同，石山本愿寺形因此成了别具一格的“寺内町”城塞奇观，城中常驻人口一度超过两万。
也是自此开始，凭借便利的货运条件，西国货物可自淀川直入琵琶湖辐射整个近畿，以及明确的乐商政策，大阪开始成为岛国首屈一指的商业重镇、近畿货物往来的卡口。
直至“第六天魔王”织田信长发动石山合战，虽然摧毁了石山本愿寺，但大阪的商业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了。
在丰臣秀吉成为“天下人”后，于石山本愿寺原址上营建了大阪城，并修筑了异常奢华的大阪天守阁，让这座商人之城再次迎来高光时刻。
后来很多人拿都城选址来分析评价“战国三杰”，认为“大魔王”织田信长于琵琶湖沿岸营建安土城，意在统御近畿地区，为三人中格局最小；“猴子”丰臣秀吉于濑户内海沿岸营建大阪城，震慑整个西国，其格局次之；“老乌龟”德川家康于太平洋沿岸营建江户城，放眼天下兼顾内外，是几人中格局最大的。
以上的观点有没有道理，真的不好说，起码德川家康开幕于关东地区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西国大名的不信任，而大阪实际上也一直作为将军家的天领存在，在江户时期与京都、江户并称为“三都”。
由于是“直辖市”，大阪人与江户人一样是骄傲的，但又由于将军大人几乎从不踏足大阪，大阪人的心情又是复杂的。
虽然在江户幕府政治版图中的地位持续下降，但与之相对的，大阪受到幕府诸事件影响也更小，迅速成为了一个放飞自我的商人之地，以至于大阪人一切向“钱”看。
哪管幕府代官来来往往、升升降降，大阪人只求过好自己的小日子，因而大阪成为比江户更加纯粹，也更加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。
往来于一座座木桥，穿梭于繁华闹市，大阪人抬头眺望镶铜镀金、巍峨雄伟的大阪城天守阁，满眼碧瓦白墙、雕梁飞檐、斗拱绮户，其间有说不尽的辉煌、道不完的传奇，让大阪人自觉并不比江户城下的生活的“江户子”差到哪里去。
在大阪人看来，虽然京都有官家，但京都人要忍受公卿们的穷酸；虽然江户有将军，但江户人要忍受武士们的傲慢。虽然大阪只有商人，但依然没有人能剥夺其作为三都之一的桂冠，甚至可以说大阪就是因为商人方才得以加冕。
因而，大阪人是骄傲的，而大阪的商人是尤其骄傲的，与自天朝传来的儒学观点不同，大阪人一直认为商人为四民翘楚，而“商农工士”，武士在大阪人眼中是“社会底层”。
在这个商家聚集的城市，最出色的子嗣必然是要继承家业，去做买卖的。而如果家中实在有愚顽不化的子孙，长辈们便会长叹一口气，花上五十两银子过继到武士家中，相当于为家中的笨孩子买一个终身领俸禄的身份，让其能够有口饭吃。
嗯……与各种货物一样，在大阪人眼中，武士也不过是货物的一种，可以看行情、讲价钱，觉得不过如此。
因此，这是一座真正被钱，而非将军统治的城市。
比邻大阪的航运枢纽兵库港，两艘悬挂着“铜钱纹”旗帜的风帆大船进港停靠，引来码头上正在清点装卸货物的大阪商人满眼艳羡。
这些年，江户通商屋在大阪的名声也是极盛的，大阪人对于这个在江户陡然而起的关东同行心态复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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